文化产业作为一种新兴产业，目前在许多国家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当今世界文化产业为九大巨头所把持，他们分别是：时代华纳、迪斯尼、维康、通信公司TCL、通用电器、贝塔斯曼、新闻集团、索尼、西格拉姆。这九大集团的实力均名列全球500强企业。其次是国家级或地区级的文化产业巨头，它们中有一半来自北美，其余的来自欧洲和日本，年收入均超过10亿美元。是什么让美国的文化产业领军世界?英国、法国发挥了哪些优势让文化产业走向繁荣?日本和韩国又怎样传播本民族的文化?
美国
市场驱动型文化产业美国的文化政策秉承自由主义传统，以强调文化产品生产、销售的高度市场化和最小化政府干预为主旨。在美国，文化产业在经济领域不具有特殊地位，美国政府认为文化产品与钢铁、汽车等其他产品没有什么不同，文化不需要特殊的规划和保护，政府所应做的就是为文化企业的经济活动以及个人的文化创造提供一个公平合理、充分竞争的舞台。
遵循市场规律，追求高额利润与普通商业投资相比，投资美国文化产业的回报更为巨大和迅速。美国的文化产业通过产品开发，建立全球销售网络、宣传促销和捆绑销售等多种手段和方法，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迪斯尼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在全球大规模的广告和促销攻势的配合下，迪斯尼一般分五步获取最大赢利：票房收入是第一轮收入；发行录像带、DVD是第二轮收入；迪斯尼主题公园的推广是第三轮收入；特许经营和品牌专卖是第四轮收入；最后，通过电视媒体获取最后一轮收入。据统计，在迪斯尼的全部收入中，电影发行加上后续的电影和电视收入只占30%，主题公园的收入占20%，其余的50%则全部来自品牌销售。
合理调控，引领产业健康发展美国政府在鼓励文化产业积极发展的同时，还采取各种手段对文化市场进行合理调控，以保证产业健康发展。为了扶持文化企业的扩张，促进媒体行业竞争，提高它们的国际竞争力，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传媒革命的新形势，美国政府逐步放宽对媒体的管制。1984年，里根政府在减少政府管制、增强竞争活力的理念下，放松了对媒体所有权的限制，在传媒业里形成了所有权兼并和集中的浪潮。
1996年，克林顿政府签署了《联邦电信法》，大大放宽了对媒体所有权和跨媒体所有权的限制，规定有线电视无须申请特许就可以运营电话业务，鼓励电信和互联网业进入传统媒介市场，从而形成了世纪之交规模空前的媒体兼并浪潮，促成了少数超大规模的跨媒体文化产业集团的出现。
注重文化创新，开拓产业资源美国主体文化是从欧洲文化那里继承、发展而来的，在其构建过程中，它不断汲取世界其他文化的精华，通过不断地演进，成为世界文化舞台上一支生机勃勃、不断进取的文化力量。《花木兰》《角斗士》《300 勇士》《功夫熊猫》等由外国传统文化改编的好莱坞电影在全球热卖；跨国公司制作的流行音乐大行其道；由国外“进口”的百老汇音乐剧，一年四季热闹非凡，长盛不衰。当然，美国的文化产业精英们并不是对外国文化进行简单复制，而是大胆追求创新，进行“美国式改造”，以保持其文化产品的创新品质，适应市场需求。
英、法
资源驱动型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具备资源产业的特征，它既可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以实现价值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创造新的需求，完成资源的服务一增长一修复一再服务的循环链，成为一种新型的资源。欧洲有许多国家像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丹麦等，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来发展文化产业。
英国具有悠久的城市文化历史，文化的多样性以及长期积累的科学技术基础，为创意阶层的形成提供了湿润的“土壤”。20世纪90年代，英国专家学者率先提出了创意经济这个概念。经过10年的努力，创意产业在英国已成为与金融业相媲美的支柱性产业，帮助其国民和政府突破了经济发展的困境，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
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打造文化之都为了应对传统工业城市衰退，文化引导城市更新的思想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潮流开始兴起，并成为一项在英国颇有影响的城市规划更新策略。格拉斯哥是苏格兰最大的城市之一，位于苏格兰西部，以其辉煌的文化和传统闻名于世。格拉斯哥政府投入了相当多的资金、人力、物力用于历史文化设施的修复和建设。如将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但已废弃掉的毛毯厂厂房改造成商业住宅，包装苏格兰会议展览中心，承办格拉斯哥的花园节，改善城市环境景观等。
格拉斯哥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文化引导的旧城改造，更新提升城市形象，使其成为更加吸引人们来居住、工作和游乐的地方。如今，格拉斯哥成功地重建了城市的新形象，她拥有英国诸多著名的艺术馆和美术馆及知名的艺术团体，如皇家苏格兰国家交响乐团、苏格兰歌剧院、苏格兰芭蕾舞团以及BBC苏格兰交响乐团等，都成为提升城市形象的重要新元素，成功地将格拉斯哥推介给全世界。
营造浓郁的艺术氛围为创意阶层提供“土壤”英国的演出业非常繁荣，演出的剧目很多都是历史名剧，伦敦市中心的街区集中了数十家剧院，《西贡小姐》《猫》《悲惨世界》《李尔王》《哈姆雷特》等名家名剧，在不断地获得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为英国创意阶层的产生提供了湿润的“土壤”。此外，英国拥有超过2400家以上鉴定合格的博物馆，其中包括18家国家博物馆、200家以上的公共博物馆、300家大学博物馆、800家以上的当地主管、地区性的博物馆以及1100 家以上的独立博物馆。
浓郁的艺术氛围使得几个世纪以来伦敦一直是一个创意中心。它的人才储备通过国内外的移民得到了持续补充，培育了这架创意机器，同时通过艺术区域的兴衰变迁吸纳着国内甚至全球的人才。借助创意产业，英国在经济上成功地实现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如今，英国创意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左右。
在欧洲，法国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艺术和文化的财富超越于政治制度，法国人对其文化有种强烈的自豪感和保护欲，对文化的重视是深入骨髓的，因此任何外来的文化侵入都会引起法国人的强烈反弹，或许这也是法国政府能有效掌控文化政策的原因。
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文化产业，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使文化产业得以顺利发展。主要有三种形式的财政支持或赞助：一是中央政府直接提供赞助、补助和奖金等，每一个从事文化活动的企业或民间协会，均可向文化部直接申请财政支持。二是来自地方财政支持，法国的大区、省、市、镇政府都有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财政预算。三是政府通过制定减税等政策鼓励企业为文化发展提供各类帮助，有关企业可享受3%左右的税收优惠。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地方政府即拥有相当的文化自主权，区域性文化发展与中央政府的政策并不抵触，而是形成一种互助合作的关系，这成为法国文化体系的特色。地方机关在文化政策上的参与程度越来越大。这些文化政策有三个主轴：创新现场文化活动、传统文化设施的翻新以及专为发展创意产业推出的文化设施与策略。
文化活动带动文化繁荣作为法国文化和创意产业中心的“法兰西岛”，以巴黎为中心，拥有8个省份，有1160万人口，仅占法国总面积的2%，创造30%的GDP。著名的巴黎“白色之夜”，通过公共艺术展示、夜间游乐场等丰富的文化活动，让人们徜徉在巴黎夜色与文艺飨宴中。
2004年，法国北部的里尔市被选为欧洲的文化之都。里尔市借助火车站的改造，把公共空间重新利用并结合艺术转化，进行一连串的文化转型。在2004年创造了17000位艺术家参与、200万人次访客、同时超过1万名居民参与执行文化活动。
马赛为赢得2013年欧洲文化之都的评选资格，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地方艺术文化与建筑物等展演设施的改造计划，未来将会设置一座位于旧海港旁边，以地中海文化为主题的特色博物馆，以及一系列的产业遗址更新与再利用。
传统文化场所的新活动和文化设施的翻新近两年，凡尔赛宫引入法国艺术家Xa vierVeilhan和美国当代艺术家JeffK00ns的展览。当代艺术介入光荣传统的凡尔赛宫，充满视觉的震撼以及争议不断的舆论，反而吸引更多的参观者前往，大大提升了观众的重游意愿。安排不同的当代艺术家展演，成为凡尔赛宫的新焦点。卢浮宫选定朗斯作为分馆的地点，分馆的设置将给予其崭新的文艺面貌，卢浮宫也得以扩展典藏展示的空间，分享文化资源。
在鲁贝，政府把一座废弃的游泳池重新改建为一座博物馆，文化软实力的注入，让当地纺织工业都市的形象有了重大转变，使城市更具有历史与文化价值。
法国地方政府在国家文化政策的推动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地方政府善用当代艺术文化的软实力，无论是成立新的文化中心，或者助推城市文化复兴，都成功地彰显了文化艺术与创意经济的完美结合，使文化产业成为重要的经济支柱。
日、韩
政策驱动型文化产业从日韩文化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来看，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在文化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但日本的动画、漫画、游戏等产业日渐崛起，令世界瞩目。2001年，日本明确提出知识产权立国战略，把提高文化竞争力作为提升日本产品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认为通过文化产品可以加深世界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从而使日本产品提高文化含量和附加值。立法施政，为文化产业的顺利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和保证。日本尤为重视通过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文化产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一是法律法规完备，每个领域均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规范。如1970年颁布的《着作权法》(2001年更名为《着作权管理法》)、2000年的《形成高度情报通讯网络社会基本法》、2001年的《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2002年的《知识产权基本法》等均在相关领域作出详细规范。二是配套措施及时跟进，可操作性强。一般在法律法规颁 布后，往往还有更为具体的措施相配套。如：同《文化艺术振兴基本法》相配套的有《关于文化艺术振兴的基本方针》，同《知识产权基本法》相配套的是《知识产 权战略大纲》，使得政府调控文化产业的手段更加完善。三是根据法律组建相应组 织机构，进一步提高了执行效率。日本根据《信息技术基本法》成立了“知识财富战略本部”，首相任部长，明确将音乐、电影等文化产业与技术、工艺、名牌产品等并列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知识财富战略本部”在制定“知识产业促进计划”的同时，设立“文化产业调查会”，以便及时发现问题，补充和修订文化发展策略，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文化政策。通过“行政指导”的方式来引导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了贯彻“文化立国”的国策，日本人调动了独特的“行政指导体制”。“行政指导”是日本政府为实现特定目的，不直接运用法律手段，仅以相关法令为依据，通过向产业部门的行政主管机构提出劝告、指导、指示、期望、要求、建议、警告、命令等行政裁决方式，促使企业接受政府的意图并付诸实现，从而控制特定对象的行为。包括文化在内的新兴产业是日本“行政指导”的重点。
政府通过指引、中介、扶植和宏观调控的作用，扮演企业的领航员、仲裁者、银行家及保护人的角色，给文化产业注入了巨大的活力。通过立法保证，到稳步施政以及完善配套服务，日本文化产业在其“文化立国战略”的推动下，通过政府的大力扶持，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成为其国民经济收入的重要产业。
韩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将文化产业确定为21世纪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此后，韩国政府开始将资源投入到资讯、娱乐产业等与文化相关的产业。在文化产业的人才、研发到国际行销等一系列环节进行协助和辅导，为韩国文化产业兴起做了准备。“韩流”文化出口主打产品为游戏、电视剧、电影。“韩流”文化产品出口不仅为韩国赚取了大笔外汇，更为国家形象的提升立下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初，韩国本土文化多样化的竞争格局初步形成，整体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良性轨道。与此同时，政府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大力扶持和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成效显著。1997年金融危机，韩国致力于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当年即成立了“文化产业基金会”；1998年，韩国政府及时提出了“文化立国”方针，规划2001年起5年内把韩国文化产业产值在市场上的份额由1%提高到5%，成为世界五大文化产业强国之一。1999年至2001年间，韩国先后制定了《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等，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曾在竞选时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并以提升文化经费占到国家总预算的1%为目标。金大中政府执政后，因为金融危机，政府裁减各部委人员，只有文化部门人员不减反增，可见其对文化事务的支持。目前，全世界只有法国和韩国的文化拨款达到国家预算的1%。
韩国还设立了许多机构推广韩国文化，从组织上保证“韩流”的影响力。包括：在首尔建立“韩流发祥园地”；在北京、上海等地建设“韩流体验馆”；由民间专家学者组建“亚洲文化交流协会”，对出口的文化内容质量把关，防止因出口劣质文化产品而降低外界对“韩流”文化产品的信任度；对“韩流”文化盛行国家和地区的使领馆加派文化官员；成立“韩国文化振兴院”，在“韩流”影响大的国家和城市设驻外办事处；在韩国多个城市举办过多届“韩流商品博览会”等。通过将 “韩流”输出到全世界，韩国不仅提升了本国形象，也使韩国文化在世界风行。而韩国制定的文化立国战略和一系列文化政策，更是带动了韩国各行业的发展，为其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