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上市的不管是电影公司，还是出版公司，市值也就是那么多，100亿已经很多了，可这市值跟华纳、跟新闻集团相比算什么呢？跟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匹配！”
4月18日，在第一届中国文化产业投资论坛上，清科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倪正东提出了貌似红火的文化产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文化产业无巨头
事实上，这不是倪正东一个人的看法。
中国文化产业基金董事总经理陈杭同样关注到了这一问题。
陈杭梳理了国际文化产业巨头的各项信息，得出一个结论，这些国际巨头的共同特征是跨地域、跨媒体、品牌化与新技术。
例如跨地域，从澳洲起家的传媒巨头新闻集团在澳洲的营业收入只占9%，50%来自美国、8%来自英国、7%来自意大利、9%来自亚洲。还有迪斯尼，在美国奥兰多、洛杉矶，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中国香港建有迪斯尼公园，现在又在上海建亚洲最大的迪斯尼公园。
例如跨媒体，时代华纳下面有华纳兄弟电影公司以及电视网；贝塔斯曼有电视网络，有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社，他们还正在收购企鹅，贝塔斯曼也是一个全媒体集团；还有新闻集团，旗下公司有21世纪福克斯，还有3家美国电视台，还有很多的报纸和杂志；迪斯尼旗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频道，就是ESPN，也就是说，迪斯尼不仅仅只做少儿，ESPN贡献了非常大的收入和利润。迪斯尼公司是一个全媒体的，受众从0岁到90岁，是一个一体化综合的娱乐公司。
而在中国的当下，显然还缺少这样的“巨无霸”。
“我们的文化产业里面有巨头吗？除了国家控制的、全民所有的之外，民营所有的文化企业有巨头吗？”倪正东指出，“我们需要在中国这个领域形成一些新的文化娱乐传媒帝国，文化产业需要互联网产业那样，至少出现几个巨头，就像阿里巴巴[微博]、腾讯、百度[微博]。”
在倪正东看来，发展几个影视公司上市不算什么，在未来文化产业的发展中，企业家和投资人真正要做的事情是打造3到5家中国的文化传媒帝国，成为中国真正走向世界的“贝塔斯曼”。“这才是我们的方向，否则成长性很有限，赚的钱也很有限，这种小打小闹的企业跟我们大的文化产业根本不相匹配。”
事实上，自从国家提出文化兴国的思路，从政府到企业到投资者，文化产业的各个环节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大展身手。
可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化企业依然不够强大？
成长的烦恼
显然，重大政策利好吸引了极大的注意力。
最好的证明就是文化产业投资论坛吸引了包括政府官员、研究人员、文化企业、投资公司、新闻媒体、律师、作家等各方人员。这些人从各自角度的分析，恰恰概括了文化企业为何不能壮大的原因。
一位作家发言时略带埋怨，谈到了自己辛辛苦苦写了3年的作品，别人在网上3天就能“攒”完，知识产权完全不能得到保障。
对此，陈杭表示，版权的保护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大概6年前，陈杭在与华谊的五中军聊天时了解到，华谊的电视剧和电影在互联网上几乎一毛钱都挣不到。
不过，这种情形正在慢慢改变，互联网正版视频的推行已经有一定成果，例如长城影视的《太平公主》一集大约可以卖到100多万元。
一位律师则指出，文化产业的挑战，来自于政府的管理。“能不能把事前的审查变为事后的监管？”
事实上，在这一轮文化发展的热潮中，从中央到地方，各地政府的热情能很明显地感觉到。就以这次论坛为例，到会的嘉宾有上海嘉定的官员、中新天津生态城的官员、杭州上城区的官员，来的目的就是宣传各自对于发展文化产业所创造的优惠条件，说白了就是“抢企业”。
不过，政府在对文化产业张开双臂欢迎的同时有没有帮倒忙？
的确有。
当天下午到会的山东出版集团为例，他们有跨省收购的愿望，但是就目前而言，虽然监管部门发了文件要求支持，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一个地方出版集团跨省去收购，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更为大家熟悉的类似例子是凤凰集团的并购。
2008年5月，海南省新华书店集团与江苏凤凰集团整体重组的海南凤凰新华发行有限公司成立。
即便已经有成功的先例，凤凰接下来的兼并依然举步维艰。
按照已有思路，跨省战略必须要控股，但来自地方的力量对此阻碍较大。现在的出版发行行业，仍以地方割据的地方所有制为主。因此，凤凰如果要跨区域释放商业模式，必须要借助中央的顶层设计在文化领域的更深层次改革中有所作为。
据报道，在兼并过程中，中部某省分管出版发行的副省长曾带着诸多部门与凤凰集团多次协商，但最后仍然无法有实质性的推动。
因此实际上，目前出版发行业的跨省并购案例，也只有凤凰与海南省这两起合作（教材、发行）。
对于这种情形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束缚，地方官员很清楚。
一位来自天津的官员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审批等形成的束缚，的确存在。”
在法律环境、政策环境的不利因素之外，市场给文化企业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则是行业的不确定性太大。
陈杭指出，我们的文化产业同时在进行两场革命，一场革命是体制的革命，比如说制度方面的革命，另外是产业升级的革命。西方国家则与我们不同，是先完成了机制的革命，然后再是产业的革命，两者间有10到20年的过程。
例如出版行业，一边在做机制改革上市，一边在面对着数字出版的挑战，这就构成了投资文化产业最大的一个挑战。“这需要有一个非常强的CEO带着一个团队，同时应对这两场革命。”
除此之外，企业内功尚缺则是最核心的原因。
管理团队不够专业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
招商湘江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高级经理俞岩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在自己接触的很多公司中都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之前公司有意投资一家影视公司，但最终因为该公司管理团队不够强大而放弃。
华映资本管理合伙人季薇也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企业专注的面太窄、运作模式不成立、管理团队运营能力太差这3方面的问题，通常会成为自己“pass”掉这些企业的理由。
陈杭则指出，我国文化企业存在两个短板：一是科技含量不足，这是非常大的不足。中国云计算行业落后欧美国家10年，芯片和软件落后西方国家也比较多，还有动漫制作工艺比西方国家有很大的差距。二是和金融结合有限，“为什么要出九部委在金融上支持文化的发展的政策？实际上金融的支持还是有限。”
做强须抓契机、找路子
市场对文化产业的大发展是有所期盼的，国人也期盼通过文化产业发展来助推文化成功、文化强市、文化强国。
要实现文化强市、文化强国的理想，就需要人们思考文章一开始倪正东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够打造文化企业巨头？契机在哪里？更适合我们的发展之路又是什么？
政策的利好无疑是最大的。
原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室主任、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范卫平指出，机构改革为文化产业的资源整合以及全产业链的构建都提供了有利条件。
他指出，新组建的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是原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合并而成，“这次改革对于整合新闻出版广播影视资源，对构建全媒体，全产业链的现代传播体系，为加快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事业产业的繁荣和发展，都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个信号显然已经被业内人士敏感察觉。
“总局和总署的合并，是否预示着出版和广电互相的合作，互相的参股，互相的发展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现在不敢妄言。从传媒发展的趋势来看这个合并的本身预示着领导高瞻远瞩看到了传媒发展的趋势，看到了报纸、电视、电影、互联网在一起整合的大趋势。”陈杭表示。
被市场派经济学家最为诟病的，是政府对于经济活动的过多过深参与。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各地政府表现出来的积极姿态，同样受到了不少来自市场的批评，例如有人指出，许多地方发展文化产业醉翁之意不在酒，文化发展不下去，发展的是文化地产。
回应起大家的质疑，中新天津生态城商务局局长杨柳显得很淡定。
她很坦诚地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她还笑着谈起了若干年前招商时的经历，当时有人调侃软件招商是“金角银边草肚皮”，“金角”是围绕软件的房地产，“银边”就是围绕软件的系统集成，“草肚皮”才是软件本身。
但事实上，面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发展，政府不是不能做事，更不是无事可做，而是要把握好该做什么。例如，轻税便是政府最应该要做的事。
杨柳告诉记者，文化产业的税负很重，比如一个3个亿营业额的制造型企业纳税约占10%，但文化企业可能就要达到15%。
生态城中最重要的企业类型便是文化创意类，天津市对于生态城的税收采取“不予不取”的政策。一般而言，从企业征得的税收，要与国家、省、市三级来分，但天津市则不向生态城中的企业征税。这就大大减轻了企业负担。
杨柳还表示，当地政府做的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这些企业的“后勤”。例如，政府向企业员工提供免费班车，收费低廉的优质幼儿园等。
除了政府的强力推手，资本的强势介入也不可或缺。
但是，面对资本，很多企业举棋不定。这是因为，在不少行业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企业与外来资本目标不一致，企业想长期发展，而资本则希望短期内实现上市，获利退出。
不过，文化行业的特殊性，却也许恰恰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文化产业的一大特点便是行业内能够成功上市的公司比较少，那么，传统的资本退出的方式就遇到了挑战。
季薇告诉记者，的确，投资人首要考虑的就是资本退出的问题，如果一个项目很好，但不知道怎么退出，那么投资人很可能会放弃。
不过季薇也指出，行业投资者与企业是有互动的，在进入的时候，会从整个产业链的角度来考虑，比如，自己手中的资源是否能与这个项目形成互补，从而能双方获益。至于退出的方式，则更多的考虑在把项目做好之后出售，由其他企业来并购。
企业对于这样的方式当然是更为欢迎的。
对此，一位做创意设计的创业者向《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这比短期内企业IPO，然后资本抽离的方式要好，要被收购，则首先要做到在某个细分领域很有优势，这就客观上将资本与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捆绑”在一起谋求发展，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讲，当然更好。